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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颐 养 天 年

——《周易》与中医养生

     《易经》成书在三千年前,本来是一部占筮之书,其中有许多关于病痛、治疗、养生等方面的记载。

     《易经》中医学方面的记载除散见在六十四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

       剥卦是病因理论的思想萌芽,此卦内三爻讲贫贱者多因操劳过度,足腿常受风凉寒湿侵袭而染疾;四、五两爻则谓富贵者多因生活条件优裕,导致营养过剩,身躯肥胖,从而引起种种疾病,故《颐·彖传》称“养正则吉”,《颐·大象》有君子“节饮食”之戒。不同身份的人群,表现出各自特征的多发症。作《易》者注意到疾病与人们的地位及生活习俗的关系,说明中医学的病因理论已经萌芽。《易》中对引起疾病的原因还有一些零星记载,如噬嗑六四“噬腊肉,遇毒”,注意到食物变质会产生有害于人体健康的毒性。此外,对饮用水的洁净也特别注意,井初六“井泥不食”,反对饮泥污之水;九五“井冽寒泉食”,冽,谓水清,提倡饮用井清泉寒之水。

       豫卦所叙古人除病之法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医术除病,主张认清病由,及时对症治疗。另一种是以巫术和祭祀除病。作《易》者反对那种煞有介事大轰大闹的祛魔方式,主张以占筮贞问和祈祷祖先荫庇的办法,依靠神灵感应,它在客观上可以安定患者情绪,起到心理治疗的效果。

       萃卦强调的是人的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是中医心理学的萌芽。祭祀与医术无关,但因其在客观上所起的心理效应,成为古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艮卦描叙的是调气养生的过程。真气由脚趾,经小腿肚、腰胯,沿脊柱直上泥丸,然后沿面颊而下。盖卦仅六爻,不及遍叙,故真气沿面颊而下之部位皆省略未叙。作《易》之时是否有奇正经脉诸名,尚属难知。据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正经脉仅及十一之数,且不知诸经脉与脏腑的联系,故艮卦之养生术只是古人早期的调气法,是中医养生学的萌芽。

       咸卦所云,皆以石针疗疾之情状。

       针石之术,为古代医者疗疾之重要手段,可疗治肌肤之疾,除疽肿之痛。

       咸卦六爻,所涉病痛部位皆在肌肤,针石可以奏效,吉凶主要在于患者的配合。一般说,下肢易动,故爻辞每于咸下肢部位时云“居吉’、“往吝”,告戒患者宜静勿动。至于上身之疾,针石所施,无关于动静,故爻辞无此类告戒语。《素问·血气形志》:“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又《素问·五藏生成》:“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这是战国末期及汉代人对针石术的理论说明。咸卦所载针石之术,抑或甚为粗浅,然探其渊源,则此术源远流长,无可疑矣。

     《黄帝内经》是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经典,其思想体系受《周易》思想影响极大。《内经》的作者在总结中华民族长期医疗实践经验,建立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时,借用了古典哲学著作《周易》的哲学原理和思维模式。

     《周易》的思想结构,由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两方面组成。

     《易传》认为八卦的产生是取象的结果。伏羲画卦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系辞下》)。

       卦象是从具体物象中概括出来的;卦象产生后,不再代表个别具体物象,而可概括同类事物。卦象被看作抽象的逻辑符号,它的适应范围被大大扩充。它按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原则,用简单卦象,帮助人们“以类族辨物”。既别其“异”,分析事物的特性,又统其“类”,概括事物的共性。

     《易传》认为“运数”也可达到比类的思维效果。所谓“极数知来”就是靠运数比类,使人们的认识活动有更广阔的天地。

     《黄帝内经》在总结医疗实践经验建立中医学理论结构时,明显地受了《周易》取象、运数比类思维模式的影响。《素问·金匮真言论》阐述五脏同五行、五味、五色、五方的关系时,既用了木、火、土、金、水五“象”,也用了八、七、五、九、六等五“数”。

       中医理论的这一经典论述,采用了取象比类、运数比类的方法,用五行之“象”,和《周易》所谓的天地之“数”,以类脏象的特性,从而概括了脏象之间生克制化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公理化,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

       阴阳是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最初是指日光的向背,这一向一背,虽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因为没有向的一面,就不会有背的一面,换句话说,没有阴也就没有阳,反之亦然,对立统一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故《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黄帝内经》则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从“太极图”看,阳多的地方,相对的阴就少,阴多的地方,相对地阳就少,然而又不是固定静止的,阳由多逐渐减少,阴则由少逐渐增多;反之阴由多逐渐减少,阳则由少逐渐增多,反映出阴阳的互相消长。另外,白的地方有个黑点,黑的地方有个白点,这又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表现。

     《周易》哲学可称为变易哲学。《周易》认为,宇宙万物“变动不居”,人们处理事物应“唯变所适”,切不可将易理教条,刻板硬套。《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内经》坚持“唯变所适”的变易哲学,建立了中医学的常变观,主张依据生理、病理变化的客观法则,确定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周易》认为,欲发挥主观能动性,其认识与行为必须符合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乾》)《内经》强调养生、治病当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完全符合《周易》思想原则。

     《内经》指出:四时气候有变化,人体必须与之相适应。疾病的发生,正由于违反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因而明确主张:“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这一观点,同《周易》“与四时合其序”的主张异曲同工。

     《内经》指出:东西南北地气不同,人的饮食有别,多发病不同,治疗措施亦异。东方,鱼盐之地,民食鱼而嗜咸,多病痈疡,治宜砭石;西方,沙石之处,民不衣而褐荐,食华而脂肥,病多生于内,治宜毒药;南方,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民嗜酸而食肘,病多挛痹,治宜微针;北方,地高陵,风寒水冽,民乐野处而食乳,藏生寒满,治宜灸。”(《素问·异法方宜》)不同的生活环境,决定人们的生活习性;地域不同常见病、多发病亦不同,治疗方法亦当有别。关键在于守其常而知其变,同《周易》所谓“与天地合其德”的主张,若合符契。

       不同患者患同类疾病,治疗方法也应不同。良医高明之处,正在其善于通权达变。《内经》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说:“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沦》)总之,对患者的疾病要作具体分析,然后对征投药,不可泥一。这一思想,同《周易》的主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象传·泰》),一理相通。

       汉·张仲景“勤求古训”撰写医学巨著《伤寒论》,其理论基础虽未明确交代与《易》的渊源,但从他应用朴素辩证法进行六经辨证以阐述急性热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一系列问题时,却极为明显地体现了《易》的哲理。

     “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刚柔”,《易·疏》注为:“阳刚而阴柔”;《周易兼义》以为:“昼则阳刚,夜则阴柔……昼夜亦变化之道。”

        张仲景接受了《易》以上的论点,并结合医学临床实际予以验证,观察到因既下复汗而导致机体“阳虚”的病人,可以反映出“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的病候,也就是“烦躁”与“安静”这两个绝然不同的症“象”,可各自从昼(阳气盛)夜(阴气盛)的不同时间和气温下有规律地发生和消失,并视察到,疾病的向愈也存在着与“六经”生理病理的各自不同以及与“昼夜阴阳消长”有密切的关系。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六经”病证能反映出在“昼夜不同的时间里发生或缓解的特点与现代“生物钟”学说所谓的“生物通过它能感受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并调节本身生物活动的步伐”的见解颇为相似,但应承认这些研究人体生物病理的有关内容,不能说与《易》理毫无关系。

     《周易》是一门独特的科学,它是讲求日月运行及其应运而生的各种气机变化的学问,其中含有较深的哲理。孙思邈是一个“道法自然”的医学家。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周易》的哲学理论基础。在孙氏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著作中可以见其医理和易理相通的概貌。如《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就指出:“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乃得为大医。”在其他篇章中提到“易称”、“易曰”的内容也是比比皆是。故景岳云:“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说明孙氏是以“知易”“言医”而闻名的。

     《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科学巨著,写成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出版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

       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时,运用八卦取象,分析许多生物的特征和药物性质的特点;更运用《周易》哲学原理,分析药物之间的关系,阐发哲学思想。易学思想成了李时珍研究医药学问题时得心应手的锐利思想武器。

       古人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一样,也有昼夜节律。《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营气与卫气都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气”,皆由水谷精气化生的。营气在脉中运行,卫气在脉外运行,它们一昼夜沿经脉各循行五十周才会合一次。其中,卫气昼行阳经二十五周,夜行阴经二十五周。卫气行于阳经,人就起床;行于阴经,人就睡眠。营气则没有昼夜之分。营卫之气的周行节律与昼夜交替总是同步进行。中医“子午流注”按时开穴的针灸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提出来的。

     《灵枢·五十营》论述古代医家观测营血在脉中运行速度与太阳视运动的同步关系:周天有二十八宿,每个行宿之间的距离是三十六分。人气一昼夜运行五十周,合一千零八分。太阳日行二十八宿,分布在人体上下、左右、前后的经脉,共二十八条。周身经脉之长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一昼夜为水下百刻,共一万三千五百次呼吸,气行人身五十周,水下百刻,太阳运行遍二十八宿,漏水皆尽,气恰行五十周而终。气行五十周长度为八百一十丈。人的脉气若能经常保持这样恰到好处的节律,就能尽享天年,度百岁乃去。以上这种人体营气运行节律与太阳运行节律相同步的测定数据,反映了古代医家在天文医学、时间医学课题上所具有的深厚思维和高超水平。

      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内经》曰“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他们都从宇宙时空的自然观出发,告诫人们永远要与天运自然规律相一致,在一年四时中以生长收藏天之韵律为准则。

      人的身体、禀赋皆有差异。有的人,依仗身强体壮,从不注意节制,更不注意保养,甚至恣意妄为,结果真元耗尽,早失天和,半百而衰。反之,有的人自知先天体弱,但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重在调理、保养自身,结果也能长寿。

      常人是“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一言以蔽之,德危而逆于生乐”,故而早夭。而古之圣人都“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德全不危”而“合于道”,故而“能年皆百岁而动作不衰”。

     “德危”则主不明,主不明则下不安。而精神内守则主明,主明则下安。所谓“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志闲则精藏不泄,心安则岿然神定,如此则精神内守,淳德合道,德全不危也。

       总之,人生观在养生中占有关键地位,何为有道之人?唯德唯馨,唯德是依,此乃古之养生精髓所在。因为,只有在“德全”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天人合一”的高境界。

       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合一,人天归一,万物一体。

       中医病因说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医学源流论》说:

       病之从内出者,必由于藏府;病之从外入者,必由于经络。

       内因多出于五藏虚亏或偏盛、阴阳喜怒、大惊忧恐等导致升降出入失常,外因多见风寒暑湿燥热侵害、  五味不调、起居异常等因素,或内因与外因同时作用而产生疾病。故《内经》说:

       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

      不论内因、外因,无非是肌体阴阳虚实,不禁天气、地理之寒热侵袭,故《灵枢》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此人与天地相参也。”因此,五藏、六府、经络、阴(水)、阳(火)、气、血的生理,无一不由寒热而生化。

       由于体质的阴阳类别不同,所以对寒凉、温热、燥湿、刚柔等反应不同,太阴体质之人与太阳体质之人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反应。比如,阴盛体质之人,对附子等温热耐受性很强,而阳盛体质之人对石膏和大黄的耐受性很强,这种寒热、燥湿、刚柔、虚实互补的内在需求在中医四诊八纲中处处都能体现出来。

      依照天人感应论,人体的功能状态会随着不同年月的四时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著名的“三虚”、“三实”,即为左右人体藏府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灵枢·岁露论》说:“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也……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不能危之也。”“年衰”指流年太岁之衰,“月空”指朔望周期的晦朔之时,“失时”指贼风所伤,当年衰、月空和时之失和之“三虚”并至之际,人体之气也相应出现虚衰,此时不仅极易致病,而且病情暴急,猝不及防。相反在年盛、月盈、得时之和之“三实”,人体之气也相应实盛,虽遇邪气侵犯,亦不能造成危害。何以“三实”无恙,“三虚”卒然暴死呢?这是由于人体生理处于低潮的“三虚”之时,易感外邪;反之,人体生理处于高潮的“三实”之时,虽逢外邪而无损机体。问题的关键是,天地人之间,从气的层次上,无休止地进行吐纳交换,在此大网络格架中,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此可见,疾病发生不单纯是外因,还有肌体内因的“虚实”状态,特别是五藏的虚实尤为重要。

       五藏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各自隐藏着神、气、血、肉、志,五藏通过经隧以行气血,一旦血气不和,经隧不通,百病由是变化而生。

       五藏与六府相表里,经络肢节皆有虚实,可依其病变部位而调理,如病在脉的,可调理血;病在血的,可调理络脉;病在气的,可调理其卫气……按照五藏所主之表,随时调理其使道。总之,经络隧道是内通五藏六府、全身各部,外联日月五星、四时之气的大一统信息通道。因此,守经隧,就是守护五藏之道。

      五藏虚实是内因,还有五时气候外因在起作用,如《素问·咳论》说:“五藏各以其时受病……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五时之令引起相应五藏发病,是由于春主肝、夏主心、至阴主脾、秋主肺、冬主肾的缘故。

      这是说,逆春气则肝病变,逆夏气则心病变,逆秋气则肺气焦满,逆冬气则肾气下沉。这是顺天则昌,逆天则殃的病因说。

      病从内外生,伤于五藏。《灵枢·百病始生》说:“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以生病者也。”心只藏神,神者,至淳之德。一旦喜乐、忧思系于心,则心伤,故曰“喜伤心”,“忧思伤心”;肺忌寒,尤忌重寒,寒则咳嗽;肾忌燥,燥则下元使道不利;脾忌湿,湿则水谷运化受阻;肝忌风,风则多痹;怒伤肝则心血妄行;此外,醉酒之后、劳累过度,此时入浴汗出或贪性爱,则多伤脾、肾。

      由此可见,中医养生学强调上顺天时,下应地宜,中和人事,无雄成之志,无喜怒之扰,不贪男女私情,故能淳德全身,度百岁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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